我跟反革命父亲划清政治界限

2020-07-10|浏览量:284|点赞:407

我跟反革命父亲划清政治界限

「文革」伊始,我正在本村学校读小学,父亲被戴上一顶「历史反革命分子」帽子,被从大队卫生所赶回生产队劳动改造。

此前,因为有一个会看病的父亲,因为有一个贤惠又能干的母亲,因为有一个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的姐姐,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,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日子过得比较殷实,在同学、老师、村民们眼中,我是一个人见人夸的「宠儿」:

「那是冯医生的儿子,长得多帅气!」

「冯医生教育的孩子,聪明伶俐,又懂事理。」

「这孩子将来长大肯定有出息!」

……

然而,转瞬间,笼罩在我身上的所有光环统统消失了,我成了一个「历史反革命分子」的儿子,一个「黑五类子女」,一个「狗崽子」。立刻,有的老师不待见了,有的同学不理睬了,村民们看见我,好像没看见似的。

一度时期,一伙同伴联合起来欺负我。我上地给猪羊割草,常常孤单一人寻不到伴儿。在山沟里,有的孩子老远瞧见我,常常故意讥讽我,嘲笑我,辱骂我,扔土坷垃砸我。

有时与同学、同伴争吵起来,他们就骂我「狗崽子」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」。我听了很觉刺耳,很感委屈,很不服气,理直气壮跟他们争辩,说我父亲是好人,他们便合起伙来揍我。我被迫「自卫还击」,但身小体弱,常常寡不敌众,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。

一路心酸,哭鼻子回到家,我故意撒谎,竭力遮掩,不敢也不愿让父母知道真相,不愿让他们看见我受伤。偶尔被父母发现了,他们一边给我的伤口涂抹药水,一边摇头叹息,伤心落泪。

儘管在如此境遇下,我并没有消沉,没有灰心,没有破罐子破摔。学校老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,对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有个说法,叫做「出身不由己,道路在选择」。

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一则周恩来总理的故事。说是有一次周总理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,赫鲁晓夫盛气凌人地说:我出身工人阶级家庭,而你却出身官僚资本家庭。周总理含笑点点头,机智地回答:「是的,赫鲁晓夫同志,你说对了,不过,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!」背叛家庭,投身革命,周恩来等老一辈做出了表率,我应当向他们学习。

我相信党,相信组织,我要积极要求进步,我要跻身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」行列,我渴望加入红小兵,加入共青团,加入共产党,力争做一名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接班人。

于是,在申请加入红小兵组织的时候,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时候,在遇到各种政治运动要求表态的时候,我就需要公开亮明自己的政治态度:跟「历史反革命分子」的父亲「划清政治界限」。这种表态,有时说在嘴上,有时写在纸上。而且,关键是要落实到行动上,让老师、让同学们、让组织看到,赢得他们的认可和讚许。

我们村学校组建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我积极报名参加,星期天也不休息,勤学苦练,最终成为宣传队的主要演员。学校组织各种校外劳动,比如捡麦穗、翻地、挖渠、给孤山顶上挖泉工地背砖,我虽然身小体弱,但在劳动中咬紧牙关,特别能吃苦,不怕脏,不怕累。每次劳动结束班主任老师总结时表扬到我,心里特别高兴。在校园挖地道劳动中,我被班级同学评选为「劳动模範」,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彰。

但是,儘管我努力争取,付出了许多,上小学轮到加入红小兵,没我的份;上初中轮到发展共青团员,没我的份;初中毕业轮到推荐上高中,没我的份;高中毕业回乡轮到当民办教师,更没我的份……对此,我不敢向组织询问:这是为什幺?只好拐弯抹角打探,得到的答覆总是那幺一句话:还需要个人努力表现,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!

每当我在会上明确表态: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;每当我在纸上明确写道: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。其实,最初,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,怎样做才算「划清政治界限」?怎样做才能「政治上划清界限」?划清政治界限,是不是不称呼父亲为父亲了?哪我称呼他什幺?是不是不跟父亲在一个家庭生活了?哪我去哪里生活?

后来渐渐弄明白,划清政治界限,就是在政治上跟父亲彻底决裂,在父与子中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:他是他,我是我;父亲是父亲,儿子是儿子;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,儿子是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少年;父亲曾经与人民为敌,反党反人民,儿子要拥护共产党,做人民的好儿子;父亲是一个接受政府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,儿子是一个红色江山的未来接班人。

为了在老师、同学面前表现自己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,每当父亲在学校做义务活,比如清扫厕所。他干他的活,我读我的书,即便当面碰见父亲,也像没瞧见一样,绝然不会主动上前打一声招呼,问候一声,喊他一声「爸爸」。

学校宣传队在村里戏台演出,父亲被大队治保股干部支派在戏台后场烧火炉、打水、看护戏台、做杂务。在现场,我会接过父亲递过的一杯热水,我化装、卸装会找父亲要一盆温水,我会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服装道具。如此面对面接触,甚至个别宣传队员还会沖父亲喊一声「叔叔」或「伯伯」,我绝然不吭一声,似乎面前的父亲完全是一个陌生人。

好多次,学校宣传队应邀上公社、县城表演节目,如欢庆「九大」召开。父亲受派跟随宣传队做看管服装道具等服务。午间休息,每个人啃吃自带的乾粮,我和队员、老师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,父亲和另一个黑五类分子知趣地呆在远处角落。我没有勇气走到父亲身边,关切地问候一声,那怕给他递上一杯开水。

我之所以这样做,全在无声地表明:我跟「反革命分子」父亲划清了政治界限。

然而,回到家里,看见父亲每天下地劳动归来疲惫的身影,看见父亲半夜三更被喊去做义务活,看见父亲沉默寡言一袋又一袋抽旱烟的样子,我深深地为父亲感到难过,感到可怜,感到可悲。他独自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负荷。肉体上,他由不会干农活的医生演变成一个啥农活也会干也得乾的农民;精神上,他需要干那些扫大街、扫厕所等众目睽睽下丢尽颜面的义务活。

与此同时,在生产队「大锅饭」缺粮少钱的情况下,父亲还需要设法挣钱来支撑这个家,他是这个家的顶樑柱,倘若这根顶樑柱倾斜了,歪倒了,这个家也就垮塌了。我相信,在内心深处,父亲无疑进行过无数次激烈的煎熬和斗争。

母亲悄悄叮嘱我:娃,尽量少惹你爸生气,为了你们,你爸多次有轻生的念头。最终,父亲以沉默面对着羞辱,以忍耐战胜了痛苦,以煎熬期盼着未来,坚强地踏破坎坷,盼到了1979年摘帽子的那一天。

听了母亲的话,我禁不住在内心谴责自己,我在学校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所作所为,父亲知晓不知晓呢?假如他知晓了,他会怎幺想,他会伤心吗?他会痛苦吗?他会自责吗?我这样做,对得起百般疼爱我的父亲吗?

在矛盾与痛苦的交织中,我儘力帮助父亲做点事,给自己心灵一丝慰藉。别看父亲看病开药方从容潇洒,但他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,文化水平较低,甚至连一封家信也写不来。那年月,管制「黑五类分子」的大队治保股干部,常常在下雨天或夜晚,把这伙人召集到大队部,进行政治学习,改造思想。学习主要是念毛主席着作,念报纸。每次学习结束,还要求每人交一份思想汇报。

父亲的思想汇报起初由姐姐帮他写,后来就主要靠我了。写着写着,渐渐地,我也摸到了写这种思想汇报的套路。第一部分写今天学习了什幺内容,阐述其内容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;第二部分将学习内容跟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联繫起来进行批判,特别要把自己的过去臭骂一顿;第三部分则要感谢党和政府的不杀之恩,感谢党和政府给自己生活的出路,给自己饭吃,给自己劳动改造、重新做人的机会,要写出感激涕零、痛改前非的深度来。

像这样的思想汇报递交上去,我想治保股干部不会一份份仔细看,因为那时候大凡农村的正派人,是不屑于干治保工作的。治保股干部经常率领一帮人,以巡夜、护青为名,乾着抄家、抓人、打人的勾当。他不会看每个黑五类分子递交的思想汇报,更不会一份份仔细看完,顶多溜上一眼,数一数谁没有交上来,谁的汇报文字写得长就判定是写得好的。当他每次看到递交上来的一摞思想汇报,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大权在握、居高临上的优越感来?

可怜的父亲心裏最清楚,他头上的这顶帽子给家庭和子女带来多幺大的影响。他每天谨小慎微地活着,尽心儘力做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,似乎在一点一滴弥补过错,不,是在赎罪。我参加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母亲给我缝製了黄上衣蓝裤子的演出服装,父亲特意跑十多里赶集,买回一条价格不菲的武装带,供我表演时使用。我登台表演节目出尽风头,父母亲打心裏为我骄傲!

我在本村初中毕业后,上高中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,全班50多名学生,公社只给了四五个名额。父亲打探到,大队推荐委员会由大队党支部、革委会干部和12个生产队贫协组长组成。他不敢找大队干部,厚着脸皮找过几个此前关係处得不错、能说上话的贫协组长,央求他们帮帮忙,能在会上推荐我上高中。拜见贫协组长时,父亲没忘送上一捆自己自留地栽种的旱菸叶,聊表心意。

还真不错,据说在推荐会上,确有几位贫协组长提到我的名字,说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前茅,把这样的好学生推荐上去,能给咱们村里增光。但是,此言一出,当场就被「极左」的干部否决了:就这几个名额,咱们贫下中农子女都不能全部上,哪能轮到黑五类子女?没能被推荐上高中,我痛苦,父亲更伤心。他老人家重男轻女思想严重,感觉女儿读完了高中,儿子因为自己的一顶「帽子」读不成高中,心痛!

这样的父亲,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?

我没能被推荐上高中,心灰意冷回乡参加劳动。这无疑会给家里挣工分,减轻父亲的负担,还可以帮父亲干许多家务活。可是,父亲见我身小体弱,担心经受不起生产队的艰苦劳动,苦口婆心,劝我再复读,等待上高中的机会。我不同意,父亲说:娃,即便复读一年后上不了高中,年长一岁,再参加劳动,身体也会结实点。我没能拗过父亲,重回本村学校复读。

这样的父亲,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?

1973年,凭藉邓小平二次出山「智育回潮」的机遇,我远赴姐夫姐姐工作的阳曲县泥屯镇考上了高中,因路途遥远花销太大,就转学回到家乡的阎景中学。由于两地春季和夏季招生的错位,我的学业跟不上,希望留一级,跟随下一届学生扎扎实实学点知识。那时候学校秩序比较混乱,压根没有留级这一说。父亲找到学校一位领导央求,该领导回答,现在学生都在混哩,你孩子留级做啥?我们保证给你孩子发一张毕业证。

父亲无奈,又想尽办法找到当年的一位医疗界同事,这位同事跟万荣县教育局局长杨刚关係不错。杨局长给该校领导写了一封信,父亲拿着这封信,星期天冒着酷暑骑自行车找到校领导在农村的家,校领导看信后,这才同意我留级,跟随下一届同学从头学起。

这样的父亲,我咋跟他划清政治界限?

看着父亲为儿子的成长费心劳神,不辞辛苦,想到自己却要与父亲「划清政治界限」,我心裏像打翻了的五味瓶子,真不是滋味。

我「留级」后,再一次满怀热忱向团组织递交了申请书,每次都会附上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的表态。可是,过了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,仍然没有音信。有次班级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,团员们在肯定我成绩的同时,提出了三点不足:一是有点自命清高;二是不爱搭理女同学;三是不积极参加体育锻练。其实我并不清高,只有自卑。

有天下午,我因感冒独自在宿舍休息,同学们在教室开班会。会后,史建群同学悄悄告我说,刚才班主任贾华老师讲话,提到你虽然不是共青团员,但根据你的各方面表现,已经完全符合一个共青团员的标準了。终于望见跨入团组织门槛的曙光了,我激动得一夜失眠。

那时,我们农村孩子读高中,将生产队分的全年口粮交到粮站,国家给每个学生每月补足32斤粮食。但在学校食堂上灶,吃的多为玉米麵高粱面,白面稀少,且吃不饱,同学们只好每週回家背馍充饥。

阎景中学校舍佔用阎景镇李家大地主的庄园(现已改建为旅游景点),我们一个班男生居住在一座四合院内。一天,我正在北房宿舍休息,院子里有同学高声喊道:「印谱,印谱,你爸爸来了!」我闻声跑出来,身后几位同学也跟随跑出,北房、东西厢房的同学,有的挤在门口,有的隔窗观望。我心裏明白,大家好奇地想看一看,冯印谱「反革命分子」的父亲长啥模样。

我甚感窘迫,面对父亲脱口而出:「爸,你咋来啦?」

赶了三十里路的父亲站在台阶下,说:「我来赶集,你妈新蒸的白面馒头,让我给你捎来。」

「我还有……」从父亲手中接过馒头布袋,我没有让父亲进北房看看我的宿舍,没有让父亲进宿舍歇会儿脚,没有给父亲打一杯开水喝。反而,内心深处,只希望父亲快快离开宿舍,离开班级同学们的视线。

父亲看我的表情,似乎读出了什幺,也感觉到了什幺。「……那我就走了,集上还摆着旱烟摊,托别人在照看,学校灶伙食差点,家里有馒头,一定要吃饱……」

我点点头,默默送父亲走出宿舍大院,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,心裏翻滚着苦涩的浪花。

1976年1月,高中毕业前夕,经历了数年(包括初中阶段)的「长期考验」,在贾华老师和入团介绍人冯义荣、冯海泉,以及全班同学帮助下,作为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」,获得阎景中学校团委特批后,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。

十年浩劫,有政治的混乱,有经济的崩溃,有生命的凋谢,有文物的毁坏,有道德的沦丧。而最严酷的伤害莫过于人性的泯灭。「阶级斗争年年讲,月月讲,天天讲」的宏论,造成了职工斗争领导,妻子揭发丈夫,儿子痛殴父亲,学生打死老师的一幕幕惨剧。我跟父亲之间虽然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,但是在各自心灵深处造成的伤痛,就像密林中两只遭受暗箭射中的豹子,蛰伏在地,默默地用舌头舔舐一次次渗出鲜血的伤口。

勤劳、坎坷一生的父亲1998年患肺癌谢世后,第二年母亲临终前告我,我是他们的养子。

呜呼!每每想起父亲对我无私的爱,心中陡然涌出一种莫名的内疚和负罪感。九泉之下,亲爱的父亲,您能原谅不懂事的儿子吗?

2013年8月草于凌空书屋,2014年11月修改,2019年1月27日再改

 来源:新三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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